刘杰(湖北经济学院 金融学院 金试Q0441班)
摘 要: 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其配套政策全面启动,国家政策向广大农村倾斜,与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引起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造成的巨额外汇储备及人民币升值有很大关系。本文拟对“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从人民币升值角度进行详细分析,并对国家“十一五”规划中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政策进行解读与思考。
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贸易与资本双顺差;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
2005年10月1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引人注目。2006 年1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同时指出,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政策,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入农村。2006年3月6日至3月14日召开的全国“两会”,各界人士再次热议“新农村建设”。的确,在当前国际国内双重形势下,切实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这样的政策做指引。笔者认为,实施以“新农村建设”为主导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与近年国际收支顺差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有着深刻的关系与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陷入了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而在此间期,与许多亚洲国家纷纷贬值相反的是,中国政府以大国姿态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但在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民币一直盯紧美元走势,致使2001年以后人民币随美元疲软而贬值, 中国政府也共进行了7次降息,其一,是为减少人民币坚挺而遭受的包括出口在内的各种损失;其二,是为重振国内消费市场的信心,拉动GDP继续增长。然而,效果并不明显,内需还是迅速萎缩。
为保持GDP继续增长,从而缓解就业压力,中国的GDP的增长点只有转移到除消费外的的另外“两架马车”——投资(i)和净出口(x-m)上来。
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完善,远期消费增加,即期消费减少,国民储蓄率在利率一再调低的情况下居高不下,银行存款大量增加,这就为新一轮的投资提供了资金的强力支持。信贷规模不断扩大,投资不断升温,加上历来的重工轻农的思想,使重工业投资在2004年达到顶峰。经济出现投资产业的局部过热,盲目的投资方向与真正的投资需求严重错位,导致部分需求饱和产业继续过剩,而与居民有较大相关的消费品却仍然供不应求,投资结构失衡,[引1]创造的是并没有实际有效需求的高价格—泡沫,投资行为变成了投机行为。其中房地产高端市场有悖于大多数民众的支付能力就是例证。
新一轮的投资产能过剩效应慢慢释放,与90年代以来本来就存在的生产过剩,形成双重压力。同时,在中央一系列出口退税、担保、补贴、信贷等鼓励出口机制的调动下,国内产品被迫由国内转向国际市场寻求创利,从2001年起,中国出口开始大幅度提升,虽然一度对原材料的进口也大幅度增加,但其基数和增幅都不及出口,导致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下的占主导地位的货物贸易顺差急剧增加。
与此同时,由于对人民币资本项目长期实行“宽进严出”的管制,导致资本与金融项目中主要的金融项目大幅顺差,其中在不健全的国内金融机制制度下,颇具投机性的其他投资帐户中的国际热钱及短期游资大量顺差。在“双顺差”格局下,我国外储增额和余额近年急剧膨胀(表1)[引2]。一方面,由于我国自1994年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中央银行大量购汇,而向市场大量投放基础货币,M0、M1、M2迅速增长,致使物价上涨,通胀压力再一次加大,外汇占款也呈畸形趋势;其二,外汇市场外汇供给远远超过其需求,外汇储备规模从三大评价指标上都严重畸形(表2),以美元为主的外储面临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由此骤升,这就为投机性的其他投资帐户中的国际热钱及短期游资等非正常资本入境提供了恶性循环的可能。其三,持续的顺差导致美欧等国对华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呼声越来越大。
温家宝总理曾面对国际压力公开表达:中国政府不以贸易顺差为目标,追求贸易平衡。那么,应如何采取具体措施来应对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和解决贸易顺差的压力呢?
表1 近年我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状况
时间 | 1997年 | 1998年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2003年 | 2004年 | 2005年 |
顺差 (亿美元) | 348.58 | 509.10 | 97.15 | 108.99 | 465.91 | 742.42 | 1168.44 | 2067.81 | 2089.13 |
外储 (亿美元) | 1398.90 | 1448.87 | 1546.02 | 1655.01 | 2120.92 | 2863.34 | 4031.78 | 6099.59 | 8188.72 |
表2 外汇储备规模评价标准
指标 对比 | 外储/GDP | 外储/进出口 | 外储/外债 |
适度规模 | 8%-10% | 40%-50% | 100% |
我国现状 | 60% | 120%-130% | 200%-300% |
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新农村建设”的提出
面对国际要求人民币升值和解决贸易顺差压力的形势之下,中国政府被迫于2005年7月21日放弃固定汇率制度,人民币升值2%,实行以市场供求为主、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改机制由此建立。
为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消耗外汇储备数量,降低高外储带来机会成本损失的风险,同时为减少贸易摩擦,改善与美国等国家经贸关系,中国相继采取大量购买低投资回报率的美国国债,为国有商业银行股改注资,购买石油等能源战略储备,以及对美欧的大宗商品采购案等形式改变现状。但这仅仅只能单方面被动地消耗外储,并没有截住其源头——双顺差,从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再一次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改变以非理性投资与有高风险外需依存的出口主导经济增长模式,把经济增长点拉回国内,刺激消费,势在必行。
这样,挖掘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就成了首选。而处于“十五”与“十一五”交替的2006年,中央理应出台各项政策,以总结“十五”成果及不足,并对“十一五”宏观经济运行作政策部署及目标预测,而且农民问题历来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症结所在。由此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也变的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
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可以看到中央在“十五”尾期的2004和2005年为“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启动作了相当多的配套措施,如逐步减免农业税、农业补贴等惠农支农政策,建立新型农村医疗合作等社会保障体系,减免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同时提高个人所得税至1600元来实施收入再分配,从而为政府提高农村转移支付能力提供资金支持,以及加快恢复成立提供小额信贷业务的邮政储蓄银行。这无疑为启动农村消费作了技术性的准备。所以,实施以“新农村建设”为主导的一系列政策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其一,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九亿的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中国农民生存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而根据权威调查分析报告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5的警戒线,达到0.47。数据还显示,城市居民中,占总体20%的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472元,增长13%,而占总体20%的最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295元,同比仅增长8.7%,两者收入差距在短短的2002-2004两年时间里就由5.1:1扩大到5.3:1,而这20%的最低收入家庭大部分在农村。由图2,1978-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明显慢于城镇,我国贫富差距已经越扩越大。[引3]处于经济、社会、政治体制转型中的中国,维持社会安全稳定,保持良好的外部氛围,以促进经济平稳发展,任务相当重大,而以农村方面为尤。所以,实施“新农村建设”能加快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缓解当前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状况,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稳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其二,有利于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2001年由李昌平提出的“三农”问题,震惊了党中央,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解决“三农”问题,最紧迫也最关键的在于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收入。由图1和图2可以看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农民增收都明显慢于城镇,农村恩格尔系数也明显高于城镇。但由理论分析表明,农民的消费弹性远远大于城镇居民消费弹性,扩大农村消费市场,还有很大潜力,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给农村带来了希望——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增幅达14%,增加额占中央总支出增量的21.45%[引4]。从短期和表面看,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缓解由不合理投资与外资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长期和深层看,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为建立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作准备,进而为解决“三农”问题作铺垫。
其三,有利于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1998-2002年,中国物价指数持续下降,2003-2004年虽然有所回升,但2003年构成零售品价格指数的16类商品中仅有4类上涨,2004年仅有6类上涨,2004年后CPI增幅仍然持续下行。
[引6] 应该看到,虽然在2001年以后以住房、汽车为主的国内消费开始回升,但投资增速明显快于内需增速,房地产、钢铁业、制造业等投资拉动了对钢铁、水泥、 电解铝等上游产业的需求,致使煤、电、油、运全面紧张,基础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而消费品价格受其影响的是“示范效应”,更多的是粮价上涨带动所致。而且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真正需要的农村投资明显低于城镇投资。
大致可见,大量投资是盲目的、重复性投资,而没有针对存在大量需求的农村领域。而“新农村建设”正好能解决盲目的投资方向与真正的投资需求严重错位这一突出性矛盾,把投资引向真正需要改善的农村公共基础建设上来,切实转变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同时消耗以前投资过度可能引发的产能过剩。
其四,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及贸易失衡。一方面,外汇管理局实施外汇新政,使外汇持有主体由国家转为企业、个人、银行,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有利于从增量上加以控制,而“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国家通过动用外储投资其中,有利于从外汇存量上加以控制。从而平衡国际收支,减少外储,进而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引5]最新的数据表明,我国外储已达8563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第一大外储国。这更说明实施“新农村建设”的紧迫性。
其五,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根据WTO框架协议,我国对农业的保护期为八年半,那么,实施“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为农业入世作最后准备。
四、“新农村建设”可能面临的问题
国家的各方面政策已经到位,但实施过程可能仍面临一些难题。
其一,“新农村建设”中,涉及投资问题。国家鼓励动用一切可利用的资金流向农村进行建设,但对于公路、电力、电信等国有企业所垄断的行业,相当比例的潜在民间资本还是很难进入,民资调动不够充分,这对启动占国内消费70%的农村消费市场无疑是一大损失和难题。同时,要改善投资环境,最大程度上地争取内外资公平竞争,就要解决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问题。
其二,前不久出炉的2006年1月份金融形势分析表明,基础货币、M1、M2分别同比增加15.5%,19.2%,10.6%,增幅同比上升5.1%,下降1.2%,上升4.9%其中狭义货币M1增幅下降主要是受“春节”因素影响,企业活期存款下降较多所致;人民币信贷规模余额19.95亿万元,同比增长13.8%,比去年全年高0.8%。[引7]这说明国内投资仍然持续过热。而中国目前实行低息政策,一方面为刺激消费,另一方面与国际社会保持利差,尽可能减少热钱流入强度,但这对控制信贷规模不太现实,这就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要继续严把信贷审核,控制其规模,优化信贷资金结构,保证投资资金的合理运用。
其三,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利益博弈”,地方政府官员要保官、升官,就要建立自己的政绩工程,而消费拉动并不明显,主要靠投资,这样在一味强调和追求GDP绩效的同时,就不会太注重环境效益,可能出现高耗能、低产出、粗放式增长,致使与中央政策相背离,无法完全达到预期目标。
这些问题需要在建设过程中不断发现,并寻求最佳方式加以控制和解决。
五、总结
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所带来的一系列效应远远超出其经济意义,更具有深远的社会政治意义,相信其能为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可能由于政策的时滞效应,建设成效短时间内并不能突现,甚至还要面对建设中不断涌现的诸如政策落实等新问题,“新农村建设”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蔡八第.过剩和短缺,中国经济的摇摆[J],金融经济, 2006.3.
[2] 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 (www.safe.gov.cn),2005.
[3] 陆之舟.贫富差距扩大向们敲响警钟[J],金融经济,2006.4.
[4] 黄嵘.央行新规定缓解人民币升值,热钱再受创[N],中国经营报,2006.4.13.
[5] 李恒文.新农村机遇[J],证券市场周刊,2005.3.18.
[6] 林毅夫.中国会出现过剩经济危机吗?[J],远东经济评论,2005.
[7] 金统.2006年1月金融形势评述[J].中国期货市场,2006.3.
(指导老师:张立勇)
校对:张可立